如果说万有是真无，就不会有万物的发生，不会因因缘而生起什么。
可以说，时间空间都是心灵通过屈伸活动生成的。和客观境一样，除了对感觉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方式的阐发，它也包括相应的知识论、形而上学和人生哲学。
在指出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困境之后，唐君毅转向东方哲学，表明哲学思辨活动只有桥梁、道路的作用（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，第15页），借助思辨活动达到思辨目标之后需要退出思辨，如此才能避免陷入独断的困境（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，第559-560页）。他展示此人极即精神生命的切入点就是感通，认为感通才是人真正的生命存在。唐君毅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特点。外观法以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为代表，通过外观事物的性相、形相获得事物的普遍性相，并以个体化的方式使其成为事物的实体。前三境亦即客观境，分别是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和功能序运境，它们大致对应个体界、种类界和关系界。
在情和意之间，志意又先于感受之情。中三境亦即主观境，包括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和道德实践境。《诗经》以创生为大德，认识到生育生命需要付出心血，所以用朴素的情感歌颂创生的伟大。
既然万物自生，且自生的方式各异，就意味着生命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取决于生命物自己，因而创造生命的权利在生命物自身。因此，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，便有了明确表述万物自生的观念。二程则将这种责任意识明确化，程颐说：天地不交，则万物何从而生？此即谓，万物不生的责任在于天地不交，在于阴阳二气不交，更言之，就是生命物自身没有努力，没有尽到责任。宇宙生命展开的责任，就是要创造宇宙世界，《易传》曰：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，重明以丽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
而生命性的展开决定于生命内部的基本矛盾，正是这种基本矛盾的交合互动，逐渐形成生命。天地之为德，即立天立地之本德，于其生见之矣。
因为创生，才有了男女、夫妇、父子、君臣等人伦秩序。总之，创生的权利与责任是与生命物共在的，没有生命的创造，就不会有创生的权利与责任，而创生的权利与责任作为生命物的内在规定性，必须得到肯定、保护、尊重和赞美。既然天地生物就是仁，所以创生是美德。因此，创生是生命物本有之理，是内在于生命物的自然权利，正如胡宏所说：天地之生生万物，圣人之生生万民，固其理也。
察于天之意，无穷极之仁也。创造了富足丰裕的生活。创生是一种至上美德 创生作为一种至上美德，这里的美德属于伦理学范畴，指高尚的品德。慈爱恻怛之心即恻隐之心，就是善。
胡宏说：天地之心，生生不穷者也。如，王充说：天地合气，万物自生。
至于至微至细，草木禽兽，亦有存牝牡阴阳。如果没有男女二性的交合，就不会有万物的变化生成，也证明了创生是一种责任。
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创生之理即在生命之中，不在生命之外，所以创生是权利。此乃为物不贰，其生物不测之功。当然，创生虽然是一种自然权利，但由于这种权利源自生命物所具有的生命性，因而必然受制于生命物内部以趋善为核心构成的复杂机制，所以绝不可滥用这种权利，而应遵循创生规律，使创生合乎趋利避害的目标。而生命性是每个生命物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，所以是生命者自生。《诗经》曰：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
天覆育万物，既化而生之，有养而成之，事功无己，终而复始，凡举归之以奉人。邵雍说：动物自首生，植物自根生。
所有生命物必须遵循自身规律以使创生顺利进行，而不是违背规律胡作非为。进而言之则有更精彩的成就。
人文世界展开的责任，就是要创造制度文化，《尚书》曰：凡我造邦，无从匪彝，无即慆淫，各守尔典，以承天休。既然创造生命需要内在于生命物的诸元素的共同努力，所以是一种责任
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，孟子死，不得其传，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五）之言，张载有古之学者便立天理，孔孟而后，其心不传，如荀、扬皆不能知（《经学理窟·义理》）之论，王安石有孔孟如日月，委蛇在苍旻。（《皮子文薮》卷九《请〈孟子〉为学科书》）但即便二人奔走疾呼，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。孟氏之儒说的正是孟子。一方面，孟子学习孔子，周游列国，宣传儒学，经世致用，以身行道、弘道。
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道家思想蔚为时尚、风靡一时，冲击挑战儒家思想。
孟母教子的故事，西汉韩婴的《韩诗外传》和刘向的《列女传》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。以意逆志的解《诗》说和尽信《书》，不如无《书》的读书观。
隋唐之际，佛、道思想的兴盛就是通过心、性等方面的立论，系统地诠释人的超越性以及其与当下现实的联系，从而获得世人的支持与认可。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实行仁政。
天下之言，不归杨则归墨，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少，而且当时诸侯面对战乱纷争的形势，也不愿意接受儒家的王道、仁政思想，而是醉心于战乱征伐。（一）政治社会环境对孟子历史地位的影响 秦朝以法建国，以法治国。其变化的过程，与各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密不可分，与其本身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内涵更多有关联。这也为唐宋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，将其从辞句、训诂中解放出来，使之关注义理发微，从而促进了儒学的新演变与新发展。
其后，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今文经学成为主流，《孟子》不在经列，不得彰显。孟子以性善为根基立论，建构出尽心、知性、知天存心、养性、事天的心性修养工夫，既为士人找到了内心向上、向善的依托，植入了向上、向善的力量，同时也描绘了个体主体性超越的一面——通过个人心性修养，就能知天、事天。
宋代心学大师陆九渊说：孟子十字打开，更无隐遁。《孟子》中对国家治理范式的诸多提及，迎合了政治统治的需要，也成为唐宋之际韩愈、范仲淹、王安石等人大力推崇孟子的重要原因。
可以说，孟母是孟子成圣路上的重要启蒙者、奠基者和影响者。孟子的历史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，除了思想上的认可，王安石还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，在官方给予孟子更高的地位：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《孟子》开始进入科举考试。
